與王姍見面的那天，太陽象個火球掛在天上，空氣燥熱得彷佛一點就著。路邊的樹上，那些往日愛扯著嗓子嘶叫的蟬兒也熱得失了聲。我和王姍相約在學院路附近的一家酒吧見面。
這次見面緣于不久前我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里講述了一位大學生逃出大學的經歷。沒想到，稿子見報的當天我就接到了十幾個電話，他們中，有在校的大學生，也有已走出大學的年輕人。有的向我訴說不喜歡所學專業的苦惱和茫然無措的彷徨，有的向我抱怨大學里，生活乏味、教材乏味，教師乏味。也有的向我打聽那位逃出了大學的年輕人的電話及通信地址，他們認為他是一個勇敢者，作出了他們想作而不敢作的選擇，走了一條他們想走而不敢走的路。 在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不斷接到類似的電話，并收到了一摞來自四面八方的信。 王姍沒有給我打電話，她的信也姍姍來遲。 收到她寫給我的信時，距離發表那篇文章已經一個多月了。那是一封字跡娟秀的信。信很簡短，卻一下抓住了我的心-- 我是一名大二學生，提筆給您寫這封信之前，我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 在世人眼里，在父母和親友的眼里，我是一個幸運兒，我考上了我一直希望考上的這所名牌大學。可是2年來，我無時無刻不生活在痛苦中，因為，我不喜歡我現在所學的專業，一點也不喜歡。開始，我也想培養自己對這門專業的興趣，希望自己能喜歡上它，結果發現，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好比男人和女人，一個人如果對另一個人毫無感覺，強扭的瓜能甜嗎？ 可是，我每天仍必須面對這些令我憎惡的面孔--一本本教材和講這些教材的老師。痛苦中，我選擇了逃課，選擇了沉淪，選擇了玩世不恭，可是在我的心靈深處，有一個聲音總在向我呼喚，你不能這樣，你不能就這樣毀了自己。我知道，如果這樣下去，我也許連文憑也拿不到，即使拿到了文憑，走出大學校園的我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又如何在社會立足？ 寫到這里，我的心又沉入了黑暗…… 我很佩服那位逃出了大學的大學生，我也曾無數次地想逃出去，但是面對父母期望的目光，面對校園外那個復雜多變的社會，我缺乏象他那樣的勇氣和膽量。我正站在十字路口，很迷茫，也很恐慌，我不知道該怎么辦，我不知道后面的兩年時間如何度過。 給您寫信，我并沒有期望能得到您的回信，(在我的想象里，您每天都會收到許多來信，你不可能一封封回復，對吧？)我只是想傾訴，因為我心里實在太壓抑，太痛苦。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嗎？告訴您吧，就是想當一名象您那樣的記者。 謝謝您抽出寶貴的時間看這封信。 我的呼機號是：191XXXXXXXX 苦惱的葉子 2001年6月28日 第二天，我試著撥出了那個呼機號，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電話。沒想到一會兒她就給我來電話了： "您好，我是葉子。" "葉子，我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很苦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她在電話那端沉默了一會兒后說："可以，但是我有一個要求，如果您要寫文章，請不要寫我們學校的名字好嗎？" 我答應了她的要求。 約好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我正準備放下電話，她說："我不叫葉子，我叫王姍。" 見面地點是王姍定的，那里離她學校不遠。 當我裹著一股熱浪走進那間酒吧時，發現靠窗的一張小桌旁已坐著一位女孩，雖然她背對著門，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姍了。 我徑直走到那張小桌旁。女孩站起來笑了笑，說："您是吳老師吧，我是王姍。" 面前的王姍，高挑個兒，膚色白皙，細瞇瞇的眼睛，笑起來象一彎月亮，很溫柔，很嫵媚。可是那天下午，我只見她笑過一次。 午后的酒吧很安靜，厚厚的玻璃擋住了外面刺眼的陽光，也擋住了馬路上的喧囂和嘈雜。空調機將清涼的風徐徐地送過來，桌上的玫瑰散發著一股沁人的清香。我們要了杯冰鎮可樂，她低垂著眼簾，用吸管輕輕地在杯中攪動著。 我們的交談開始有點滯澀，后來才漸漸流暢起來。 交出了自己的理想和選擇的權力 當我在"服從調劑"一欄上簽字后，我就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選擇的權力
在父母眼里，我是個乖女孩。因為從小到大，我幾乎沒讓他們操過心。上小學時，我
是老師寵愛，同學羨慕、嫉妒的好學生，小學畢業那年，一所省級重點中學招生，我輕輕松松地就考上了。 那時，我的理想是多彩的，也是多變的。上初一時認為醫生救死扶傷很偉大，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氣，便想當醫生。初二那年迷上了劉德華，成了追星族，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初三時，讀了夏綠蒂姐妹的《簡愛》和《呼嘯的山莊》，便一心想當作家。一直到高一下學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 那個學期開學不久，班上組織了一次班會，題目是"新聞幕后的故事"，前來講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記者。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所講的那些親身經歷的故事，更是讓我激動不已，我喜歡那種每天都有激情撞擊的生活，喜歡那種具有冒險性和挑戰性的工作。我討厭四平八穩、按部就班，更討厭死水一潭的生活。如果說過去的我，理想是孩子氣的，是模糊的，搖擺不定的，那么，那天下午，那位女記者就象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我第一次嚴肅地思考理想和未來這個重大的問題，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歡的是什么，熱愛的是什么，要做一個什么樣的人。 就是在那天下午，我將做一名記者的理想裝進了心里。 參加高考那年，我所在的省實行考前填報志愿。有人說高考靠實力，填志愿靠運氣，因為即使考出了高分，如果志愿沒填好，興許也會落榜。每年都會有一些因志愿沒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為此而痛不欲生。所以，也有人說填報志愿是賭博，敢賭的人，要么贏得莫名其妙，要么輸得精光。聽說有一年，北大、清華在北京地區的最低錄取分數線降到了400多分，原因是，此前一年，報考北大、清華的人多，將分數線拉高了，致使一些考得不錯的人與兩校無緣，不得不接受降低分數線被二流學校錄取的命運。于是第二年，許多即使考了高分的人也不敢報考兩校，他們寧愿選擇一條穩妥的路。結果，一些僅考了400多分的考生竟輕輕松松地進了北大、清華。 填報志愿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拋出去是六點還是一點，全憑運氣。 說到這里，王姍一臉苦笑。 品味著王姍的苦笑，我想起了遠在湖北孝感的一位女孩。在2001年的高考中，她考出了657分的好成績，這個成績，即使在多年來高考錄取分數線居高不下的湖北省來說也是不多見的。她很自信地在第一志愿里填報了清華，第二志愿填報了北京外國語大學，后面幾個志愿她都沒填，因為她覺得根本就沒必要填。 出乎意料地是，由于當年高考試卷難度系數降低，僅湖北一地，總分超過600分的考生就有近萬人，清華在湖北地區的最低錄取分數線定在了660分，因3分之差，那女孩的檔案沒有能走進清華，而她所填報的第二志愿北京外國語大學在第一志愿里就招滿了，第二志愿根本就沒看。結果，考了高分的她竟成了落榜生。 她的父親，一位連縣城都很少去的農民，焦急地拿著女兒的成績趕了幾百里路去了武漢，他費盡周折終于在這座大都市里找到了有關部門，可是招生計劃已經完成，招生工作已近尾聲，有關部門雖然深表同情卻也愛莫能助。 我不知道那個農村女孩如今在哪里，是回校復讀準備第二年再考，還是被貧窮拖回了那個需要她的家。 王姍輕輕的咳嗽聲打斷了我的思緒，將我又拉回到夏日里的酒吧。 王姍說，考后填報志愿，仍有如此大的風險，考前填報志愿，風險就更大了。即使是成績好的學生，也難保證自己上了考場就能發揮正常水平。有一年，我所在的那所重點中學就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一位學習成績在全年級一直遙遙領先的同學，高考中意外失手，竟然連第一批重點線都沒過，結果，他去了一所二類學校，其實按他的實力，他本可以去清華、去中國科技大。 我們填報志愿的時間是6月15日至16日。那兩天，父親、母親和我將96年至1998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在省招生錄取統計資料研究來研究去，最后決定報考我現在所在的這所大學。這是一所我心儀已久的大學，它的新聞專業也是在全國叫得響的。 我之所以敢報這所競爭性很強的大學，是因為我對自己有足夠的信心，在那所重點中學里，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在年級前20名。 我填報的第一志愿是新聞，后面幾個志愿分別是漢語言文學、社會學等。總之，都是文科類專業。志愿表上，有"是否愿意服從調劑"一欄。我猶豫了，久久不敢下筆。因為在此之前，我聽到了太多的帶有悲劇性的故事。不喜歡學地理的被調劑到地理專業，不喜歡學數學的進了數學系，喜歡學生物的被調劑到機械制造系，喜歡法學專業的被調劑去學中國革命史。 可是我父親堅持認為，應填上"愿意服從調劑"，應該給自己多留一條后路，這樣就會多一份被錄取的希望。他說，假如你前幾個志愿都未被錄取，如果不愿服從調劑，你的檔案也許馬上就會被拋給第二批院校，這就等于你與重點大學無緣。如果服從調劑，雖然專業不滿意，可畢竟進了重點大學的大門。 父親的話不無道理，可是我仍很猶豫。填報志愿的截止時間是16日下午6點。6點鐘，在向老師交志愿表的最后一刻，我咬咬牙填上了"愿意服從調劑"幾個字。那時，我心存僥幸，覺得那樣倒楣的事不會在我身上發生。 可是沒想到，這種倒楣的事還真的在我身上發生了。 高考成績出來的那天是7月24日，當查分熱線報出我的成績是615分的時候，就有一種不好的預感緊緊地纏繞著我。雖然我的成績比第一批文科重點院校最低錄取分數線要高出幾十分，但是我所報考的這所大學在省里的最低錄取分數線卻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 等待入學通知書的那段日子，是令人焦慮的，也是痛苦難熬的。 8月18日，我終于收到了錄取通知書，錄取我的學校正是我填報的學校。可是，我還沒來得及高興，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淵，因為我看到在錄取專業一行寫著：圖書館系。我的頭一下就大了，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怎么可能，錄取我的怎么會是圖書館系？雖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我也曾作過種種不好的假設，比如，如果不被新聞系錄取，也許會去中文系，如果中文系不被錄取，也許會去社會學系，可是從就沒想到過會去與我的愛好風馬牛不相及的圖書館系。 這時我才痛心疾首地認識到，我填寫了"服從調劑"，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意愿，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選擇的權力。填寫了"服從調劑"，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擺布的命運。 我的心被一種深深的失望籠罩著。當我的老師、同學和親友興奮地向我表示祝賀時，我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父親和母親知道我的興趣和愛好，也知道我想當一名記者，所以接到錄取通知后他們也有一點遺憾，但是他們仍然很興奮、很激動，因為他們的女兒考上的，畢竟是一所令許多人都羨慕不已的重點大學。 父母他們看重的也許是面子，是我給他們帶來的驕傲，因為人們問起來，總會說"你女兒考進了哪所大學？"卻很少有人問"學什么專業"，何況，圖書館專業和新聞專業也沒有高低之分。沒有人會關心你的興趣、你的愛好，沒有人會關心你的理想。在千軍萬馬仍在擠獨木橋的現實中，能考上大學已是幸運了，能考上重點大學就更是幸運中的幸運。當大多數人還在以能上大學為第一目標時，個人的興趣、愛好、理想便成了一種很奢侈的東西。這種無可奈何的現實，扼殺了多少人的夢想，埋沒了多少人的興趣和愛好啊！ 我想起了父親。父親與汽車打了一輩子交道，先是在汽車廠做技術員，后來又做工程師，但是我知道他真正的愛好并不是這一行，他的理想是當飛行員。當年報考大學時，他填報的是北航，可那時候興政治審查，父親的舅舅在臺灣，政審這一關沒過。既然飛機開不了，那就去開汽車吧，于是父親報考了汽車制造專業。 聽母親說，當年她懷上我的時候，父親特希望是個男孩子，父親說，要是個男孩子就讓他去開飛機。 父親在前幾年就退休了，退休后的樂趣是收集航天航空方面的資料，已經剪貼了幾大本。有時，看他戴著老花鏡閱讀那些資料的著迷勁兒，我就想，假如當年父親學了他感興趣的、喜歡的專業，他會是什么樣子呢，也許他的成就要比今天大，他的人生要比今天更快樂。 拿到錄取通知書雖然很失望，但是那時候，我仍抱有一絲幻想，因為我聽別人說，有些學校允許學生入學后調換專業。 沒有了理想的旗幟 進了大學，我沒有了理想的旗幟，一切都變得不堪忍受起來。
去學校報到的第一天，我就四處向人打聽轉系的事。
結果是令人失望的。雖然學校允許學生轉系，但卻有嚴格的規定，最關鍵的一條是，你想去的那個系具有擴容的空間。
那一年，是大學實行擴大招生的第一年，全國招生計劃一下就增加了30萬，在校舍、教師、學生宿舍基本都沒增加的情況下，一下就多招進了30萬大學生，幾乎每所學校都喊擠。 新聞系的招生人數已大大超過了計劃數，由于招生人數多于往年，已經沒有擴容空間。 轉系的希望破滅了，我的情緒更是一落千丈，我甚至后悔不該來報到，后悔沒有回校復讀第二年再考。 但是，如果我真的不來報到，真的回校復讀，一定會有不少人說我有病，考上了重點大學不去上，而要回校復讀，說什么他們也不能理解。 有人說，中國人是最容易滿足的人，也是最習慣于妥協的人。在一般人的眼里，能上大學就很不錯了，能上重點大學就更不錯了，至于興趣和愛好則不再強求，能如愿當然好，不能如愿就學一行愛一行。可是，如果學了一輩子，干了一輩子也不愛它，怎么辦？這就象一樁違背當事人意愿的包辦婚姻，沒有愛情，沒有激情，卻要長相守。對當事人來講，這難道不是最殘忍的痛苦？ 然后，這種妥協帶來的不僅僅是痛苦，它還將能使你快樂，能使你幸福的熱情和潛能扼殺掉了，讓你留下終生都念念不忘的遺憾。 轉系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我只能呆在圖書館系。 也許是我在電話中無意間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父親給我寫來了長長的信，滿紙的擔憂和勉勵。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囑我，一定要學一行愛一行，他告訴我，興趣和愛好是可以培養的。 既然現實已經無法改變，我就不得不調整自己的心態，象父親告戒的那樣，學一行愛一行。 在中學，我一直都是一個很勤奮的學生，因為，那時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子在前方不遠處高高地飄揚著。每當我在茫茫題海里游得累了、困了，我就會抬頭看看那面旗子，它象一劑解乏治困的藥，讓我又重新興奮起來，拼命地游起來。每當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獄般的生活時，我就會看看那面旗子，它讓我有了忍耐的勇氣和力量。 可是進了大學，我沒有了理想的旗幟，一切都變得不堪忍受起來。 我記得進大學后的第一節課是政治課，那位頭發已經有點花白的老師站在講臺上，口若懸河地講得唇干舌燥，并在黑板上寫滿了板書，可是我看見教室里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覺和看別的書，可老師似乎沒看見，他目中無人地自說自聽。我當時的感覺是，那位老師也許認為講課是他的一項任務，他只是將他應該講的內容講完，至于學生愿不愿聽，在不在聽，他并不在乎。 這樣的政治課聽得索然無味。后來，每次上政治課我都帶一本書去看，有時是小說，有時是隨便抓到手的一本雜志。 進了大學沒多久我就發現，這里與中學似乎并沒有多大區別，還是在搞應試教育那一套，教師還是滿堂灌，學生還是埋頭刷刷地記筆記，考試還是考背功，誰能背，誰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單圖書大廈看到一本書，是一位北大畢業生寫的，他在文章中將目前仍未擺脫應試教育的大學生活，稱為"后中學時代"。我覺得他說的非常準確，我們的大學生活其實是中學生活的延續，如果說有什么改變的話，是我們不需每天都面對一板正經地教訓我們的老師，不需每天面對那幾張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師的臉，大學里的老師上完課夾著講義就走了，有的恐怕連他的學生姓甚名誰都知道的不全。 雖然我努力想學一行愛一行，但是我的理智總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歡的、也不感興趣的課程。由于不喜歡，也就沒有學習的熱情，書里的文字讀起來味同嚼蠟，那些概念、定義更是讓人覺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攤開課本，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么是手里捧著書，靈魂卻漫無目的地四處游蕩。 對我來說，學習成了一種痛苦的事，成了一種折磨。我無比絕望地發現，無論我怎么努力，我仍不能愛上這門專業。 我第一次逃課，是大一下學期。 在這之前，我已有很長時間沒有認真聽課了。因為大一上學期我就發現了一個秘密，每次上課，總有一些同學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們提前去不為別的，為的是搶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因為那是與老師距離最遠，最不容易被老師關注的地方，他們可以放心大膽地看其他的書或睡覺。 同學中，有人經過長期細心觀察和研究得出結論，課堂上，老師重點關注的范圍是前三排。他們將前三排稱作"死亡地帶"。雖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極具說服力的理論根據，但據我細心觀察，發現所言極是，老師的目光確實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學身上。 發現了這個秘密后，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積極爭奪者。每次上課，我都提前去教室，進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個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爭奪進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搶不到最后一排，我就搶倒數第二排，總之，決不悲慘地落入"死亡地帶"。 躲在老師看不到或習慣不看的角落，我打發著無聊的、漫長的時間，有時看小說，有時戴上耳塞聽音樂，有時什么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滯不變的風景。 假如我原來的老師和同學在那個爭奪后排座位的隊伍里發現了我，一定會大跌眼鏡，因為在他們眼里，我不應該是一個如此懶惰、如此消沉、如此不思進取的學生。 在搶占后排座位的爭奪戰中，我和一些競爭對手竟成了朋友。跟他們聊得深了，我發現，這些搶占后排座位、不認真聽課的同學大都是因為對這些課不感興趣，有的是壓根兒就不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象我一樣陰差陽錯地進對了大門，卻進錯了小門。有的是對某一門或某幾門課不感興趣，所以不想聽課。 他們中，有一位來自陜西的同學，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網上的名字。 認識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課的時候。大公共課在階梯教室上，聽課的除了我們圖書館系，還有其他系的同學。每次上大公共課，總是逃課率最高的時候，因為人多，老師一般不點名，就是點名，請同學代為應答也能蒙混過關，上大課的老師是分辯不出真假李逵的。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逃課的膽量，雖然身在曹營心在漢，但是每堂課還是會去。那天的課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課，搶占后排的同學多，我便提前了十幾分鐘去教室，當我直奔后排最右邊的座位時，發現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個男生，塞著耳塞正很沉醉地聽著音樂。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邊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書看起來，是剛出爐的、林白的《玻璃蟲》。 過了一會，同學陸陸續續都進來了，老師也夾著講義上了講臺，坐在我旁邊的男生仍旁若無人地聽著音樂。也許是要倒帶，他拔下了耳塞，見我在看書沒聽課，他悄悄問了一句："喂，你是哪個系的？" 我和冬冬就這樣認識了。 冬冬學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我羨慕地說："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么好，好個屁！"沒想到冬冬的臉竟一下漲得通紅。 后來我才知道，冬冬的興趣和愛好是搞音樂，我還知道他是復讀生。98年，冬冬報考了中央音樂學院，結果沒考上。復讀了一年后，他還是想再次報考中央音樂學院，可是他的父母堅決不同意，他們本就不贊成他搞音樂，見考了一年沒考上，就更不讓他報了。結果，填寫志愿表時，他和父母之間發生了沖突，父母要他填報文理兼收的經濟學專業，他執意要報考中央音樂學院。父母后來以不給他提供學費、生活費相威脅。他妥協了，但是妥協的同時他提出一個條件，他可以不報考中央音樂學院，但是他也不報考經濟學專業，因為，他對經濟學一點興趣都沒有，看見數字頭就大了。妥協的結果是他報考了漢語言文學專業。 我和冬冬同命相憐。我們常在一起聊天、聽音樂，有時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蹦迪瘋狂地宣泄一番。 我和冬冬象情侶一樣形影相隨。但是我知道這不是愛情，冬冬也知道這一點。因為他從來就沒對我說過"我愛你"。他總是說："你很可愛"。我們在一起，是因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為我們都很孤獨，都很無助。我們需要刺激，我們害怕單調乏味的生活會使我們的生命窒息，會使我們的青春過早地凋謝。 我開始跟冬冬一起逃課。不過，我逃的很巧妙，盡量不讓老師發現。我們逃課后，有時躲在宿舍聽音樂，有時去北大東門的"雕刻時光"酒吧和北大西門的Every Day酒吧看電影。在那里看電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類"和電影發燒友，也有不少逃課的大學生。 可是每次逃了課后，我總會有一種深深的犯罪感，還有一種對父母的愧疚感。特別是每次去郵局領家里給我寄來的生活費時，我就很自責，覺得自己愧對那份寄托著父母希望的匯款。爸爸和媽媽一直為我驕傲，如果他們知道了這一切，知道我這樣消沉，這樣自暴自棄，他們一定很傷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來，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開課本我就心煩意亂地看不進去。每次臨到考試，我就借同學的筆記臨時抱佛腳地背它個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可是這個學期的期末考試我就沒這么幸運，有一門課亮了紅燈。 得知有一門課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責，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絕望。 我也曾想過逃出大學，如其這樣混日子浪費時光，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后，再重新走一條自己愿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終缺少這樣的勇氣，也缺少這樣的膽量。如果我放棄了上大學，回去后，我如何面對父母，面對親友，面對我的老師和同學？如果我放棄了上大學，在這個重文憑看出身的社會，我是否真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這些問題，日日夜夜在我的腦海里翻騰著，令我痛苦萬分。 我越來越感覺到生活的無聊和乏味，卻找不到改變這種生活的契機。我已經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淵，卻找不到拯救自己的辦法。 時間正在一天一天地過去，我似乎能聽到時間流動的嘩嘩聲，我很心痛，卻又無奈。有時，我真想放縱自己，讓靈魂已經麻木的肉體隨波逐流。有時，我真想就此沉淪下去，任由命運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在我內心深處，總有一個聲音在呼喚著：你還年輕，你不能就這樣自暴自棄。 如今，我正站在一個充滿分叉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條是歸屬自己雙腳的路。 王姍將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輪象火一樣燃燒的太陽已經下山了，炙人的熱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輛灑水車播著悠揚的樂曲、噴射著水花從窗前開過。街燈開始一盞一盞地亮了，酒吧也漸漸失去了午后的寧靜。 我不知道該對王姍說什么，我不知道如果她是我的女兒，我又該讓她作出怎樣的選擇。當陰差陽錯的命運已經擺在面前的時候，是從命運中逃脫，去走一條兇險未卜的路，還是向命運妥協，走一條雖然沒有幸福和快樂，但卻四平八穩的路？ 就在前不久，中央電視臺《倪萍聊天》節目邀請我去做嘉賓。那天，聊的話題類似于這個話題。倪萍問我女兒多大了，我說正上高三，她說："如果你的女兒選擇不上大學，去干別的，你會支持她嗎？" 我沒想到她會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竟一時語塞。過了好一會兒，我說："如果不上大學，她要走的將會是一條注定充滿了艱辛的路，所以我希望她上大學。但是，如果她覺得那種選擇能給她帶來快樂，并有面對艱辛和挫折的思想準備和具備走這條路的能力，我也許會支持她。" 這種莫擬兩可的回答也許并不令人滿意，但我又能說什么呢？ 為什么要讓這么多年輕人面臨這種艱難的選擇？他們腳下的路本應該寬闊些、平坦些，快樂地學習是他們的權利。為什么要讓這么多年輕人承受理想錯位的痛苦？造成這種錯位的原因又怎能全推給他們自己！ 有人估計，在校大學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學習自己不感興趣的專業。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也是一個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數字。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就意味著有40%的大學生不是在快樂地學習，而是在痛苦地或無奈地學習。 當一個人痛苦、無奈地學習時，這種學習就很難是智慧的學習，很難是創造性的學習。因為，只有當一個人視學習為快樂時，他智慧的源泉才會被發掘，他的創造的潛能才會被激活。 "志愿"是什么，它是一個人喜歡的、感興趣的、愿意去學習的知識領域，是一個人向社會公開表明的志向和愿望。它應該首先得到尊重和保護。學校要尊重和保護學生的志愿，父母也同樣應該尊重和保護孩子的志愿。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學生的"志愿"常常被學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 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詢會在地壇公園舉行。不到9點鐘，咨詢現場已是摩肩接踵，人聲鼎沸。一個個扯著橫幅、擺放著宣傳板的大專院校咨詢點被圍得水泄不通，在現場采訪的我，驚訝地發現，前來咨詢的大都是學生家長，而作為當事人的學生，卻少有光顧者。 父母們汗流夾背地擠進一個咨詢點問了情況，買下資料，又擠進另一個咨詢點打聽情況，買下資料。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咨詢點，40多歲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擠到咨詢臺前，他向負責咨詢的老師打聽該校經濟學專業去年理科錄取分數線，然后又仔細詢問該專業開設的課程，一一作了記錄后，將裝著資料的袋子舉過頭頂從人縫里擠出來。 我問他，孩子怎么沒來。他笑著說："我怕耽誤他復習，沒讓他來。" 我說："孩子自己不來了解各個學校的情況，怎么作決定？" 他說："嗨，讓他操那份心干啥？你看，我拿了這么多資料，就是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最后作決定的還不是父母，孩子他知道啥，只要好好學習就行。"說著，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學咨詢點擠去。 在清華大學咨詢臺前，我見到一位從山東專程趕來的學生家長，她說她是從網上看到了舉辦高招咨詢會的消息，因為想讓孩子報考北京的學校，前一天下午她就趕到了北京。 我問她選擇上北京的學校是孩子的意愿還是父母的決定，她笑著說："主要是我們的意見，因為報考大學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選擇，選擇不當，也許會影響他的一生。" 這位母親還告訴我，她是北京知青，當年插隊去了山東，后來在當地結了婚，一直回不了北京，她讓兒子報考北京的學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她要讓兒子實現她多年來的夢想--成為有北京戶口的北京人。 報考什么大學，選擇什么專業，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這個選擇的權利是學生，而不應該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剝奪了孩子選擇的權利，而且還有可能會扼殺他們的創造熱情和潛能，使本應該幸福一生、快樂一生的他們，終生吞咽懊悔和遺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為有能力、有趣味的人的他們，成為平庸的、乏味的人。 父母的志愿不應該成為孩子的志愿，父母的理想也不應該成為孩子的理想。因為高中畢業的他們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他們有能力、也有權利選擇他們自己的未來。 可是在大學里發生的理想錯位的悲劇，有的并不是學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而是學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們，或是因為信息閉塞、或是因為盲目輕率、或是因為幼稚無知而填錯了志愿，但是更多的人卻是為了能上大學或出于經濟考慮而不得不作出妥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