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學4學生被殺藏尸宿舍 疑兇為在校生 2004年2月23日13時20分，昆明市公安局接報，云南大學外國語學院鼎新校區學生公寓一棟317房間內發現一具男尸。經公安機關現場勘察，在該宿舍柜子內共發現4具被鈍器擊打致死的男性尸體。 據了解，4具男尸均為云南大學2000級生物系學生，他們于2月14日提前返校，為畢業后聯系工作。返校不久后，4人與家人和學校失去聯系。云南大學2月20日正式開學后，4人未報到。 兇器疑為一把鐵錘，一廣西人（該學校2000級學生）有重大作案嫌疑。 氣悔間殺4人——馬加爵細述聳人聽聞的殺人過程 3月15日晚至16日凌晨，三亞市第一看守所。海南日報記者獲得公安部A級通緝犯馬加爵接受警方審訊時供出的部分案情，并面對面地對馬加爵進行單獨采訪。 打牌不和連殺四同學 案發以來，人們一直在猜測馬加爵連殺4名同學的動機。 據馬交代，2月13日，在打麻將與同學發生糾紛后，馬準備逐個用鐵錘突襲4個同學。他想先干掉同宿舍的邵瑞杰。當晚，只有唐學李在宿舍內，邵在別的宿舍里休息。他說：不殺唐，就干不了邵。他用錘子殺了唐后，把地上及桌上的血擦干，把唐放到衣柜里，用報紙等物包好。因為學校沒有開課，沒人發現。第二天，他繼續與同學打牌。 2月14日晚，趁邵瑞杰洗腳的時候，馬用同樣手法將其殺死，事后仍將尸體塞入衣柜。 2月15日中午，同學楊開宏到馬的宿舍找邵打麻將，馬說他一會就回來，并在楊看報紙等候時將其殺害。傍晚，王大明（音）叫他打牌。他沒去，跑到1幢402室將龔博叫到自己的房間將其殺害。 剛處理完龔博的尸體，林風（音）找他打牌。他覺得林風平時對自己不錯，就沒下手。走出學校，他馬上打出租車到了火車站。在商店里買了衣服、水果等，換了衣服上了火車。 馬說：離開后就沒有想到再回去。 殺了人很后悔 馬說，殺了一個人后很后悔，很后悔，也很害怕。但越想越氣，又殺了3個人。 看到廣州—三亞的長途車就上了 馬在審訊中稱：2月15日，犯案后，他從學校打出租車到了昆明火車站。在車站，他因身上藏著假身份證，被當地警方沒收后放行。隨后坐上早已買好票的從昆明到廣州的火車。2月17日早晨到達廣州，到廣州是準備打工。因沒有表，他記不起具體時間。到了廣州，沒地方可去。2月17日中午12時，在廣州火車站旁的流花賓館前，他偶然抬頭看到有廣州到三亞的長途車就上了車。 2月18日凌晨到了三亞，在長途車站看到有人躺在地上睡覺，自己也混在其中睡了一覺。此后，他扮成乞丐并裝傻在三亞活動，直至被警方控制。 逃亡三亞無心看美景 馬在三亞期間，到河邊洗過澡。他說那里很漂亮。問其去過天涯海角沒有？去過大東海沒有？馬都說沒去過。問其都到過什么地方，他說：哪里有心情看這些呢？他說，有很多事情我是不敢注意的。不過，三亞的海還是給他留下了印象。他說，他去過兩個碼頭，一個是國際游輪碼頭，另一個是貨運碼頭。 復讀機錄下逃亡心跡 也許是屢屢被人盤問的原因，3月9日，馬加爵在三亞解放路上買了一個復讀機，錄下他從9日開始到被擒獲期間的心理活動。他說，錄下這些是想讓家里人聽。警方在詢問許多問題時，他都說：我在復讀機里說了。目前，警方已收繳了馬加爵的4盒錄音資料。 在三亞過得心驚肉跳 馬加爵說，在三亞至少有10個人能拿到懸賞他的獎金，可他們全是傻子。不過，這些人都讓他心驚肉跳。他說有一個26歲的白領，看到他走路一拐一拐，就問：你的腿生來就是這樣嗎？我一聽就覺得有問題了，就準備開始裝傻了。他又問：你是哪里人，是不是廣西開南的？是不是姓黃？他在問我的時候看我是不是在發抖，而我根本就沒有什么反應。說這話時，馬加爵還得意地笑了笑。 至于是3月2日還是3月9日開始裝傻的，馬說了至少2個答案。 通緝令上知道“身價” 馬加爵是從坐著的報紙上得知自己成為通緝犯的。逃到三亞后，有一天他坐在一張報紙上，一個小學生在讀這張報紙，從小學生嘴里，他知道了自己是全國通緝的要犯，且“身價”為20萬元。此后，他在垃圾桶里一見到報紙，就不再看了。 文化室突審通緝犯 就馬加爵逃到三亞后的活動情況，三亞市公安局副局長王衛武、張上真、刑偵支隊支隊長侯小平和巡警支隊一大隊林明濱突擊對其審訊。 3月15日晚至16日凌晨，警方讓馬洗了澡，換上一身島服后其外形則一下子與通緝令上像了很多。警方在看守所的文化室對其進行審訊。有意思的是，文化室的黑板上寫有普法學習的字樣，馬面對著的書架上是一排排書本。而此時，在他身邊沒有了同學和老師。接受審訊時，他像個犯了錯誤的中學生，語氣緩慢。 在文化室外，馬加爵進看守所前穿的衣服放在地上，兩件褲子襠部都被撕開了半尺長的口子，一件已看不出是什么底色的襯衣，上衣口袋里還裝著撿來的大量煙頭。 被關押后不想再走 3月16日凌晨5時許，馬加爵在警方的看守下，在文化室的凳子上入睡，警方為其拿來毛巾被等。他不時地要求警方變換手拷的位置，并要求將其腿蓋好，他說，不蓋好會得關節炎。記者問他如果不銬你想不想溜走？他說：到哪里去呢？我是知道警察的厲害的。記者問：那為什么不投案？他說：我也想過，但這個問題很復雜！ 在看守所像回了家 在接受審訊時，馬加爵時而喝水、時而抽煙、時而吃著方便面。盡管他沒說，但從他交代的情況來看，這顯然是他到三亞后吃喝最自如的一次。這段時間以來，他多在垃圾箱里找食物吃，有時則在一些偏遠的地方就餐。吃飯時，一頭亂發要擋著臉。在文化室里，他不時地會笑。笑得讓人有些不解，但可以看出他笑得還是有些輕松。 最想和家人說話 馬加爵現在最希望的是能和家里人說話，他再三向警方表達此愿。其次，他在三亞警方審訊時突然說：你們問了我這么多，我能不能問你們一個問題？我的事是怎么被發現的？警方還沒回答，他又自言自語：肯定是學校發現的。 馬加爵被判死刑 受害家屬各有遺憾 法院于2004年4月24日下午2時30分宣判了馬加爵死刑。受害人楊開紅的家屬已于23日中午帶著遺憾離開昆明，因為他們此行最大的目的——“親耳聽到馬加爵向自己道歉”并沒有實現。 楊開紅家屬：馬加爵沒有向我們道歉 楊開紅家屬的律師耿國平向記者證實，昨天12時左右，耿已親自開車將楊開紅家人送到火車站。一旦判決結果下來，耿國平將通過電話將詳細情況告訴受害者家屬。 最后結果還未公布，楊開紅家人為什么要離開昆明呢？據耿國平介紹，楊家動身前往春城之前，對判決結果已經有所預料，“他們參加旁聽最大目的，是看到馬加爵向自己鞠個躬，說一聲‘叔叔、阿姨，對不起！’”如果有機會的話，“他們還想當庭質問馬加爵的殺人動機”。 “此行的最大目的無法實現”，耿國平解釋，“所以楊開紅家人只好抱著極大的遺憾離開了昆明”。 關于被害人家屬之所以提出高達31萬元的民事賠償，“我們并沒有想過一定要拿到”，耿國平說，“即使法院判決賠償，我們也不會申請執行(因為馬家無法支付)”。 楊開紅的母親接受記者采訪時，怒斥馬加爵：“他的心不好，心黑！” 耿律師透露，在法庭上，當他告訴馬加爵：“你的父母清明節時曾到受害人家里下跪道歉，而這一切，真正應該做的是你馬加爵自己而不是你的父母”時，馬加爵哭了起來。至于是否應當同情馬加爵，耿律師表示：“馬加爵，尤其是他的家人是值得同情，但懲罰犯罪是預防犯罪的最有力的方法，只有犯罪行為得到懲罰，才有利于社會秩序的建立。” 楊開紅父母不等宣判結果，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馬加爵接受審判，至于結果，他們不再關心。 唐學李家屬：幾經反復決定留下聽判 記者獲悉，被害人唐學李家屬原計劃庭審當天離開昆明，律師事務所已幫其訂好了下午6時半從昆明發往怒江州的長途臥鋪客車票。 當時，唐學李的叔叔解釋道，“其實來昆明前，對這個案子的判決結果已有一定的預料，估計昆明中院的判決不會有什么意外。”他說，唐學李家屬之所以大老遠從怒江州趕到昆明，就是想看看馬加爵到底長什么樣，親耳聽到他講講為什么要殺害唐學李。 記者得知，唐學李家屬經過反復“思想斗爭”，最終決定留在昆明親自聽到馬加爵的判決結果。 早在2月26日，唐學李的父親唐先河跟妻子坐上云南大學來接他們的車，前往昆明見了兒子最后一面，寒假里還活生生在眼前幫家里干活的兒子此時卻躺在冰冷的殯儀館里。“我時時在想，但總想不通，眼看就要畢業了，卻……” 龔博的姑父：天堂里不能收到通知書 所有受害人家屬中，惟一沒有前往昆明的，就是龔博的父母。其代理律師王嶸解釋說，龔博雙親之所以不愿現場旁聽案件，是因為害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前日的庭審現場，只有龔博的姑父和二伯到庭旁聽。據龔的姑父介紹，3月30日，云南大學研究生院電話通知龔博父母，龔博考取了該校的研究生。接到這個遲來的電話，龔博的母親當場就癱在地上，失去了這個惟一的兒子，龔博的父母悲痛欲絕。不知道天堂里能不能收到錄取通知書。 邵瑞杰父親：要親眼看馬加爵的下場 邵瑞杰的父親邵渭清還沒從失去孩子的悲痛中走出來，一提到孩子，他就老淚縱橫。邵渭清表示要等到宣判后再離開昆明，“宣判時一定要去，要親眼看看馬加爵的下場”。 邵父說，到時他會到兒子墳前，讓曾經令他驕傲的兒子死得瞑目。 馬加爵人性復蘇“請求法院判處極刑” 馬加爵在庭審上說：這個案件確實是很慘的，我的手段極其殘忍，我也不想逃避責任。希望法院能夠處以極刑，我也希望很多同齡人能夠從我的身上汲取教訓。 4受害者家屬：獲捐助6萬多 23日上午，昆明當地企業界、新聞界先后走訪被害人家屬，每家送上社會各界人士捐款人民幣1.5萬多元。云南公證機關到場公證，4名被害人家屬分別在公證書上簽字。 唐學李的家人表示，這是案發以來，受害者家屬收到的最多的一筆捐助。 另據上海律師志愿團介紹，上海企業界前天為每位受害者家屬送上了5000元的慰問金。 殘忍背后的悲哀——馬加爵現象警鐘長鳴 馬加爵事件所激起的一系列問題，使全社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反省。云南大學一位老師就痛心地說：“馬加爵事件讓我們不得不反思，教育的目標究竟是什么？一個健康自由的清道夫比一個乖戾自私的天才更符合教育的目標！”這種反思，應從小學乃至學齡前教育就開始。 馬加爵被捕后，對他的“妖魔化”傾向在一些媒體上不斷出現。這是很不應該的。因為馬加爵的被“妖魔化”，極不利于我們認清事實真相，進而深度反省教育缺陷。下面，讓我們從馬加爵的父母、大姐、同學、班主任那里，多角度、全方位地認識一下這個從從容容連殺了四個同學的大學生。 父母：他是馬家幾代以來唯一的大學生 從小到大，馬加爵始終是自己家庭的驕傲，因為他是馬家幾代以來唯一的大學生。 父親馬建夫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個子不算高，背有些駝。馬建夫的一生忙忙碌碌，除了經營好家里的幾分農田外，其他時間都在幫附近小制衣廠的老板熨褲子，每熨一條有2 角5 分錢的收入，生意好的時候每天可以熨上百條，已經干了20年。幾年前，他依靠做小工的積蓄為家里蓋了三間平房。馬建夫已有好些日子沒有從自家的屋子走出，印有馬加爵相片的通緝令現已張貼于家鄉每一處醒目位置。“感覺很丟人”，馬建夫即便在家里也把頭埋得很低。 馬加爵的母親李鳳英，53歲，和孩子之間的交流遠多于她的丈夫，她經常鼓勵幾個孩子如何努力，家里的大小事務也基本由她來掌管。在這個家庭里還有馬加爵的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從小馬加爵與他們的關系談不上親密。大姐，29歲，已經嫁人生子，在外面打工；二姐，25歲，也結婚有子；哥哥，27歲，4 年前從北京某部隊復員后，一直干著保安的工作。 “他從不無理取鬧或者像很多小孩那樣要這要那，”母親李鳳英說，“他唯一的興趣就是一個人孤獨地坐著，他很少出去玩，通常和我在一起。” 不過，在馬加爵沉默童年的背后，他卻有著高出同齡人一籌的智慧。“和村里別的小孩子一起猜謎語，總是他先猜出來。”李鳳英說，“很小的時候，我們就感覺他像個小大人。” 五歲時，馬建夫和李鳳英干完農活一臉汗水地回到家后，發現兒子已經將稀飯為他們盛好了放在桌上，還會體貼地說：“爸爸媽媽，你們一定餓了，快吃吧。” 馬加爵是一個孝順、懂事的兒子，他的父母也很疼愛他，但他們的溝通卻是有限的。在馬建夫的記憶里，他找不到自己哪一次同兒子開心地玩耍過，也沒有那一次同兒子做過長時間的交談。他希望兒子快樂，卻很少說出口。 一次，馬建夫用口袋里所有的鈔票給馬加爵買了一架玩具鋼琴，兒子對父親的禮物很是喜歡，整天在屋子里玩得啪啪響，但始終沒有對父親說過些什么，只是沉浸在一個人的快樂當中。李鳳英將更多的時間花在了家務事上，偶爾才會夸獎兒子幾句。 馬加爵上的馬村小學距離他們家0.5 公里。他的班主任馬藏源老師對他的印象是比較有讀書天賦，尤其在數學方面。馬加爵的語文并不是很好，作文總是很差，簡單的故事他也會寫得沒有邏輯。但他仍是比較優秀的學生。 1994年，馬加爵進入了賓州中學，但他的升學成績并不理想，只有166 分，語文拖了后腿。因此，當他到了賓州中學的時候，他被分到了中班。 賓州中學實行封閉管理，馬加爵只有到了周末才回家。他對穿著沒有什么講究，在同學中間他是穿的最寒磣的幾個人之一，一件深藍色的上衣他穿了3 年，在食堂吃飯專挑最便宜的菜。他被公認為是一個沒有朋友、只會老老實實讀書的孩子。他的用功在初一期中考試時就得到了回報，在中班的他竟然在初一年級八個班級中名列第一。在他們這個班上，還有兩名姓馬的學生，他們三個一起脫穎而出，被號稱“三駕馬車”，并帶動整個班級的學習氛圍，最后他們班的整體成績還要好于快班的成績，學校自動將他們升級為快班。這個時期，馬加爵還獲得了一次全國物理競賽的二等獎。 1997年，馬加爵考進了賓陽中學，這是一所百年名校，是廣西16所重點高中之一。他的同學不全是來自附近農村，很多都來自外縣市，馬加爵對世界的看法開始發生變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拼命學習。他陶醉在武俠小說的世界里。到了周末，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回家度過，而是躺在宿舍里翻看一本本武俠小說。他的不善交際變得更加明顯，雖然跟同學們的關系相處得還算融洽，但他沒有一個知心朋友。 就像很多學生因為家庭條件窮困而產生自卑心理一樣，馬加爵也被這種情形所改變。同學們很少見到他打葷菜，他總穿著舊衣裳。從高一到高三前半學期，他有點破罐子破摔的樣子，可以說是混過來的，有時候還會買兩瓶啤酒到宿舍喝著解悶。 他躲開了集體的圈子，逐漸遠離了同學。人多的地方，他頂多去去籃球場，在那里隨意玩玩投籃，也不參加分隊的比賽。他的成績不再名列前茅，班上70多人，他一般排在50名之后。 或許意識到自己高考希望渺茫，馬加爵在高三那年情緒出現了巨大波動。1999年11月，他沒有向任何人說明就離開了賓陽中學。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幾天后，同學才將此事向學校匯報，并到公安局備了案。 他的老師、同學，還有公安人員以及他的家人開始四處找人，方圓好幾里貼了有他畫像的尋人啟事，結果一點音信都沒有。同學們甚至判斷他可能會輕生，于是就到學校周圍的枯井、溝壑中去找他的尸體。馬加爵的父母為此差點精神崩潰，但他們只能在淚水中等待，一個星期后還沒有兒子的消息，他們以為兒子永遠不會回來。 這個時候，馬加爵跑到50公里外的貴港市。后來，他對此的解釋是，他沒有見過大海，貴港的名字聽上去在海邊，他就去了。 經過這件事情，馬加爵突然醍醐灌頂，一改高中幾年渾渾噩噩的生活，發了瘋地惡補以前拉下的課，憑著最后這半年的努力，他竟然高考中的，而且成績排在班上第四名。 按照馬加爵父親的意愿，兒子應該考一個軍校，這樣他的未來就不用家里多操心。但馬加爵在大學志愿的選擇上聽取了高中老師的意見，覺得上一所好的院校、選擇一個前沿熱門的專業比上軍校更有前途。 2000年9 月，馬加爵在父親馬建夫的陪伴下到他親自挑中的云南大學報到，他也非常喜歡生物技術專業。父子倆帶上了家里的全部積蓄——6000元存款，除了留下回去的車費，馬建夫將剩余的錢都交給兒子。這是他為兒子大學四年提供的最大一筆費用，之后，兒子沒有向他開口要過一分錢，但他斷斷續續給兒子郵寄了幾次生活費。 “我給他的錢總共不超過1 萬元。”馬建夫說，“他不要錢，說有助學貸款，他還在打零工掙錢。” 大姐：他既可恨又可憐 2004年3 月16日，馬加爵由海南警方移交云南警方，臨上車前，馬加爵對《南國今報》的特派記者陳佳嘉說，現在他最想念他的二姐。話音未落眼淚流了下來。為什么此時此刻他最想念的是二姐而不是父母呢？3 月17日，陳佳嘉見到了馬在柳州生活的大姐。 馬加爵的大姐和記者見面時，臉上寫滿了憔悴和疲憊，緊握著一封還沒有寫完的信和一條毛巾。信的稱呼依然是“親愛的小弟弟”。信中寫道—— 姐知道你涉嫌殺人后很震驚，第一的反應就是：為什么殺人？是什么逼得我的好弟弟徹底的絕望，不顧家人、不顧自己的生命和前途，而殘忍地殺害了四個好朋友的性命？覺得你既可恨又可憐。 你被捕以后供認不諱，姐又回到最初的心情：為什么？姐很想問你，在有殺人動機到殺完人的過程中，你有想過你這樣自我幾乎對父母和兄姐的打擊有多大嗎？ 你難道一點沒有想到這樣做不但殺了四個好友還會給他們的家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嗎？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不容易，你這樣做毀了五個大學生啊！你難道當時完全喪失人性了嗎？…… 她說，弟弟走到今天，她和家人都要負很大的責任，弟弟的性格一貫內向、好勝和自卑。早在弟弟上初中的時候，總是和她探討人生、交友等問題。 那時候起，她已經發現弟弟的心里有許多不平衡，對“公平”看得很重，但她僅以為這只是一名成長中的孩子遇到的困惑，那日在電視里看見弟弟，聽到介紹弟弟在學校里的情況，她才意識到弟弟曾經咨詢過她的問題依然是他心里不解的結。 她是家里最早出來讀書和工作的兄弟姐妹之一，平時都忙于工作和生活，如今有了自己孩子，關心弟弟的時間就更少了。平均每兩三個月才給弟弟打一次電話，每次弟弟總是告訴她，“在學校生活挺好的，與同學們相處得很和睦，身上的錢也夠用，就是學習有點緊張”等等。于是，她相信了弟弟的話，直到事發后，她才知道弟弟原來并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如意”，如果弟弟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及時向她們求助，她們一定會好好開導他，他也不會有今天。 至于馬加爵在最后時刻說最想念二姐，大姐解釋，二姐和他的年紀最接近，兩人一起呆在家里的時間最長，感情特別好。而且，二姐為家里做的犧牲最大，她為了供兄弟姐妹上學主動輟學在家掙錢。現在二姐已遠嫁浙江，馬加爵兩年都沒有見過她了。 同學：他是沉默的大多數 在大學里，最了解馬加爵的是與他朝夕相處的同學。曾住鼎新公寓3 棟316 寢室( 馬加爵住317 ，案發寢室) 的兩位同學都表示，媒體報道馬加爵有不少失實的地方。與他們了解的馬加爵差別甚大。比如說他報復心理強，一篇報道說馬加爵經常受人差遣去食堂打飯，馬加爵心有怨氣卻不敢言說，于是暗地將口水吐在同學飯盒里。這純屬子虛烏有。馬加爵這樣獨立的人不可能受人差遣，而同學們也沒有這個習慣。 也有報紙說馬加爵崇尚暴力，理由是他愛看恐怖片，愛擺弄刀具。同學們說，這些愛好，對一個男生來說，再平常不過。事實上，馬加爵雖然性格內向，對同學平時還是友善的。一位同學說他與馬加爵相交并不深，但經常找他借電腦的U 盤，他從來沒有拒絕過。大二時他借錢買了一臺二手電腦，也樂意借給同學用。 從未聽說馬加爵動手打人。平時，馬加爵是一個低調而且冷靜的人，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喜歡與人深交。“很有韌性”，一位曾與馬加爵同寢室一年的戴姓同學說。一次，他與馬產生了一點小小的糾紛，倒是他自己的脾氣要大一些，把杯子往地上一摔，說：“你想干什么？！”對此舉動，一般年輕人都要針鋒相對了，但馬加爵瞅了他一眼，低頭想了一會兒，然后抬起頭平靜地說：“你以為我怕你呀？” 同學們表示，總體上，馬加爵屬于大學校園里“沉默的大多數”：學業中下，貌不驚人，沉默少言，沒有什么文體特長。但了解他的人知道，馬加爵“非常聰明”。不少同學評價他“思維縝密”，比如他打牌出牌嚴密，很少輸牌。中國象棋下得很不錯。報紙上有一些智力題，同學們在一起研究時，他經常第一個報出答案，還愛好無線電。到后期，馬加爵經常逃課，睡懶覺，上網，聽音樂，往往是考試前看一個通宵的書，考試就過了。 在許多同學眼中，馬加爵甚至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人”。有時候大家一起看電視，比如喜劇片，一些很俗套的搞笑情節，大家都沒笑，馬加爵卻“傻笑”個不停。平時不多的笑容，也是在農村長大的孩子那種純樸憨厚的笑。 在馬加爵身上，大家沒發現任何道德品質方面的問題，比如欺騙、偷竊等。 大一時，寡言少語的馬加爵試圖改變自己孤僻的個性，融入大學的文化。他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同學說，看其他同學幽默地開玩笑，他有時也想表現一番，結果往往弄巧成拙，反而讓大家覺得他很可笑，情況越來越糟糕。他開始懷疑一切，變得有些神經兮兮，而且脾氣越發暴躁乖戾。 有時其他人在宿舍一起說笑，他就認為笑聲中包含對他的嘲弄，為此少不了動怒吵架摔門。逐漸，他說話的次數越來越少，發脾氣的叫聲卻越來越大。伴隨時間的推移，他同寢室室友之間的積怨越來越深。 當他在籃球場打球時，如果別人沒打好或不小心撞到他一下，他就會翻臉罵人，時間一長，也沒人敢跟他一起打球了。久而久之，他找不到傾訴的對象，而遙遠的家人并不清楚他內心的痛楚。大學期間，他和父母的溝通幾乎是零，老實的父母并不能敏感洞悉兒子的復雜心理，只是在大一時接到過一封兒子的家書。他的同學說，他越來越孤僻，成為一個有嚴重神經質的大學生。 “大家都覺得他心理有問題，每次同別人鬧不愉快，他從不反思自己，總認為是別人找他麻煩。后來，大家只能以遠離的方式對待他，但絕沒有料到他會如此極端。”馬加爵的一位同學說，“一段時間，不被別人接納的他變得不羈與反叛。” 他獨來獨往，沒有參加過任何社團組織，他把頭發有意理得很短，這樣看起來更加兇悍。他還苦練體魄，早上6 時不到就起來到操場上長跑，到了冬天只用冷水洗澡。馬加爵的大學女同學給他的評價是：他平時看起來就給人一種不太舒服的感覺，特別是有時候在教室樓道內遇到他，由于樓道光線不好，他就會給人一種陰沉沉的感覺，能嚇人一跳。“他這人太怪了，沒有人敢接近他。” 馬加爵生活非常艱苦，“大學四年就那么幾件衣服，常常兩個饅頭一杯水就過一天”。有一年助學金貸款沒發下來，他沒錢買鞋，呆在宿舍里幾天都沒上課。馬加爵非常在乎外人對自己的評價。他的內心深處，有自己看重的做人原則。比如，大家一起打牌的時候，如果因為他出錯牌而埋怨他，他會抱歉地笑笑；而一旦有人說他作弊他會非常生氣。 大二時，常常一日三餐難保的馬加爵突然借錢買了一臺二手電腦，這讓室友們大跌眼鏡。后來，這臺電腦的主要用途是上網和聽音樂，馬加爵沉迷其中，電腦成了他最好的朋友。警方后來發現，他經常光顧暴力、色情、恐怖網站。大學四年中，他學習上勉強應付，而在社會交往上則十分封閉自己，沉迷在自己的世界。臨近畢業，大家紛紛忙著找工作，但馬加爵連最基本的個人簡歷都沒有制作。 “走上殺人這條路，是他長期壓抑之下的被扭曲心理的畸形宣泄。”他的同學說，原本豐富的大學生活對馬加爵而言或許已衍變為一種折磨。 班主任：他的自卑感很重 四條命案，校園冷酷殺手馬加爵給人的印象是兇殘和猙獰的，但從馬加爵大學班主任胡衛紅的敘述中，人們或多或少看到馬加爵在猙獰形象掩蓋下的可憐和自卑，從胡老師的講述中透析出嚴重的自卑心理給這個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帶來的痛楚和掙扎。 2004年3 月18日上午，《昆明日報》記者李丹丹來到云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朋友的引見下，“堵截”到了馬加爵所在2000級生物科學專業與生物技術專業的班主任胡衛紅。胡老師談起了在云南大學學習生活了三年多的馬加爵。 馬加爵是2000年9 月份入學的，生命科學學院和歷史系民族專業在全校的錄取分是最高的。第一學期期末考試，在全班120 名學生中馬加爵排名70，成績屬中等偏下，第一次考英語四級他沒有過；第二次才過了四級。云南大學規定，四年大學要修滿162 個學分，三年多的時間，馬加爵共修了近140 個學分，而且有多門課是重修的。這一切，對于曾是馬二村驕傲的他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一擊。 馬加爵性格內向，尤其在大眾場合更是如此。開班會，點名時他滿臉漲得通紅，回答提問聲音很小，只會憨憨地笑，他更不敢與女生講話。但是在小范圍內，與同寢室較熟的同學在一起，則十分開朗，講笑話，愛說愛笑。他花1600元錢買的一臺二手電腦，也不設密碼，大方地提供給同學用。剛進校，學院搞迎新生籃球比賽，班主任要求同學們都去，但最后只有20多位新生去當拉拉隊員，馬加爵就是其中之一。班干部讓他替班上辦事，他高興得不得了，表現出了極高的熱情。班上組織春游活動，有些學生談戀愛，不愿參加集體活動，但馬加爵每次都去，而且玩得十分開心。從中可看出馬加爵非常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可，非常希望能與同學接近、溝通，進行情感交流。 與他處得很鐵被他殺害的邵瑞杰是廣西梧州市碟山區夏郢鎮人，家在農村，也相當貧困。同為貧困生，他倆相處得很好，經常一起上課、一起上晚自習、一起去圖書館。邵瑞杰性格非常溫和，話不多，很靦腆，平時馬加爵說什么他只是附和、順從，從來不會頂撞。這么一個小綿羊式的同窗，馬加爵對他是交心的，把他視為知己。打牌吵架時，從邵瑞杰嘴中得知自己在同寢室好朋友心目中遠不是他想象的那樣時，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打擊較大，極度失落，心灰意冷。好朋友對自己的瞧不起，使他開始懷疑一切，變得有些神經兮兮，而且脾氣越發暴躁乖戾，內心更加封閉，做事更加隱蔽。 馬加爵自卑感很重。借別人的錢、物品，就是幾天不吃不喝，也要盡快還上。他衣服穿得很舊，到食堂吃飯不喜歡和同學一起去，經常只買兩個饅頭，打一碗免費的菜湯，對付一頓。同學邀請下館子他也找借口推脫，怕欠同學的情難還。貧困學生的助學貸款，指標有限，但三年都有馬加爵的。大學期間，他和父母的溝通幾乎是零，他的父親、哥哥姐姐經常給他寫信，收到家里的來信，他常常會淚流滿面。但他只是在大一時給家里寫過一封信，也不給家里打電話，寒暑假不回家和父母團聚，過年也不回家，而是留在學校打工。不愿向家人和朋友傾訴心事，加重了他內心的壓抑和無助。 殺了四人后，他還把借同寢室同學的錄音磁帶放到了這位同學的抽屜里；借別人的自行車，也把車鑰匙放到同學的枕頭下。他沒有手機，吃穿都很拮據，大學中同學之間的貧富差距使他感到各方面都不如人，變得自卑、敏感、脆弱、封閉，這也是導致他走向極端的一個深層次因素。 馬加爵牌打得精，中國象棋也下得好。他的牌技很高，一旦對方出牌沒出對，他就要抱怨。所以當同學說他打牌作弊，他就非常氣憤、難受。“走上殺人這條路，是他長期壓抑之下的被扭曲心理的畸形宣泄。”胡老師說。 馬加爵在落網后交代說，他不想自首，寧愿選擇逃亡，目的是為了得到一個死刑的“待遇”。這種扭曲了的法律觀念，是法制教育中人們認識的一個誤區。馬加爵交代出來的殺人動機，折射出了隱藏在該案背后一系列值得教育界深思的問題。 有人說，馬加爵的家庭教育的缺失是父母素質本身不高。這個觀點不成立，我們不能因為他父母是農民就認為他們教育不了自己的孩子，家庭教育最關鍵因素不取決于家長社會地位和文化水平，而是取決于父母是否能夠真正理解孩子、尊重孩子。馬加爵和父母的溝通幾乎就是零，而我們現實的情況是，我們不少家長在與孩子溝通方面是存在問題的，父母有時工作壓力大，一忙起來，也就顧不得那么多了，孩子寧愿整天呆在房里玩電腦或是給同學打電話，也不愿和父母敞開心扉。父母不知道孩子的痛苦，不知道他的矛盾，這是一種很可怕的情況。我們做父母的都應該捫心自問：你對孩子到底了解多少？ 華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心理研究室的羅碧云老師也認為，孩子性格有所缺陷或出現過激的行為，歸根結底都與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如果孩子從小是在一種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能與父母充分溝通，這樣的孩子一般都心理健康。 中山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鐘明華教授對馬加爵事件非常震驚，他說這一事件可能是典型，也可能是異類，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不能單純地把賬算在學校教育上，從而否定我們教育的價值和意義。但是的確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光從一個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學生這樣殘暴地對待生命這一點來講，就值得學校教育工作者進行反思。例如我們從事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的，長期以來還缺乏關注生命、珍惜生命和人性方面的教育，缺乏人與人之間的理解教育。有些大學生在對生命的認識和尊重上顯然有偏差，受到一點挫折就不珍惜生命，我們的思想品德教育有一個怎樣更貼近時代、貼近當今大學生的問題。 人格完善和知識完善哪個更重要？鐘明華認為，從這一事件我們還應反思，人格的完善比知識的完善至少是同等價值的，不應有偏頗，成人和成才同等重要，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成人更重要，我們更應該加強對學生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義的教育。孫云曉也認為，馬加爵是一個悲劇，他悲劇的最本質特征是人格扭曲。什么是教育，教育除了傳播知識之外，還要教會學生學會做人，培養健康的人格和情感。 對“怪學生”我們有特別關注嗎？華南師范大學心理咨詢中心副主任李江雪說，馬加爵可以說是中國不少看似成績不錯其實心理有問題的“怪學生”走向極端的例子，盡管只是一個特殊的個體，但從他身上，我們還是要警惕學校教育在對待這類“怪學生”出現輔導缺失的問題。我們有些老師發現學生情況異常時，不是真正以“談心”的方式與他們交心，而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學生進行談話，使學生即使表面應允，嘴上說好，在心里還是排斥、抵觸，不信任老師，不信任別人。 同時，我們專業的輔導也沒有進行必要的追蹤。尤其對一些看上去已經解決的個案，掉以輕心，沒有以耐心和愛心對他們進行持續的關注，如每周一次的非正式的交流等，幫助學生走出陰影或困境。從馬加爵的情況來看，盡管同學、老師都認為他很“怪”，但卻沒有渠道對他進行有效的溝通和開導。對“怪學生”我們應該怎樣特別關注？這個問題也不容忽視。 馬加爵給人的印象是兇狠和猙獰的。可是，從記述馬加爵人生軌跡的報道中，我們或多或少能看到馬加爵在猙獰形象掩蓋下的可憐和自卑，能明了嚴重的自卑心理給這個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帶來的痛楚和掙扎。 申請助學貸款，平常跟家里只要很有限的生活費；寒暑假不回家和父母團聚，而是留在學校打工……馬加爵的這些經歷，馬加爵的孤僻、封閉、敏感都是一個典型的貧困大學生的生活和心態。 《中國青年報》2004年3 月17日發表李麗萍的文章指出，貧困生需要心靈慰藉。文章說，馬加爵的行為在貧困生中是非典型的，但這個極端個案所暴露出來的高校貧困生心理的自卑和抑郁是比較普遍的。去年，寧夏大學對在校貧困大學生的心理狀況進行了一次調查。在有效調查的718 名學生中，貧困生共有217 名。對生活狀況不滿意的貧困生共有159 人，占貧困生總數的73.27 ％；有140 位貧困生體會不到生活的幸福，占貧困生總數的64.51 ％；有113 位的貧困生存在著抑郁狀態或抑郁傾向，占了貧困生總數的52.53 ％。接受調查的一些貧困生談到：“只要一有同學說自己丟了東西，我就覺得所有人的眼光都在看著我”，“我覺得老天不公，為什么要把我生下來，生下來又不生在一個好人家”…… 貧困生出現“心理危機”是社會的責任。貧困生多來自農村，很多農村的孩子從貧困的鄉村進入繁華的城市之初，心靈都會受到強烈的震蕩，同時伴隨著社會分層，校園也在分裂，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幾個學生之間可能就有很大的貧富差距。這種落差給他們帶來了比較重的心理負擔和壓力。這些年，城鄉的教育差距也在加大，為了跳農門，部分農家子弟和農村學校的眼睛只盯著學習成績，而且受制于經濟條件，一些鄉村中小學根本談不上培養學生特長，導致學生綜合素質較差，個性缺乏充分發展，除了學習之外，其他方面的能力都較弱。可在大學里，評判學生的標準是多元的，這樣一來，很多貧困生進入大學后就感覺自己各方面都很差，變得自卑、敏感、脆弱、封閉。 隨著高校在校生數量快速增加，貧困生的絕對人數也不斷上升，全國大學生中貧困生的比例達到了近30％，特困生比例為10％—15％，而在一些邊遠地區和山區，貧困生和特困生的比例更高。近幾年，政府、教育部門、高校和全社會都在關注和幫助貧困生，但關注和幫助主要集中在經濟層面。 貧困生問題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而孤立地從經濟上幫助顯然無法根本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扶助貧困生，除了物質之外，還要給予真正心靈的慰藉，給予具體的方法、技巧的指導。 一個專門幫助貧困大學生的慈善組織一直倡導這樣一個原則：“真正改變一個人的不是錢，而是他自己。”而要讓貧困大學生擁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需要社會、學校、老師同心協力給貧困生烹制一道“心靈雞湯”。 其實, 貧困大學生問題是一個復雜綜合的結構性問題，簡單地靠開“心靈雞湯”和小范圍的能力資助作用相當有限，最終的解決方案還是要靠來自政府的制度安排：一是降低高校學費標準，使其不要超過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二是建立完善的助學貸款制度。 馬加爵的自白書 這是他在獄中寫下的：（很多警察看到了后都流淚） 春城的春天下著雨 有著一絲凄寒的風 我望著生銹的鐵窗 我想起了我可憐的父母 為了供子女讀書 他二老起早摸黑在田里干活 還點著蠟燭為人燙衣服 5毛錢一件 那次我母親掉了一百塊錢 她心疼的說那是燙了兩百件衣服賺來的錢呀 我看著母親傷心的樣子 就把自己做苦力賺來的一百塊錢丟到地上 對母親說：媽媽你的一百塊錢在這里！ 媽媽露出了一絲苦笑 其實媽媽知道是我丟的 我不怕一個人獨自吃苦 我不忍心父母看到我吃苦 讀大學幾年我沒問家里要一分錢 我總希望父母不要為我操勞 他們年紀大了 辛苦了一輩子 怎么忍心增添他們的負擔呢 但學費是高昂的 我必須自己去賣苦力 耽誤學習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我一個人默默的做苦工 我一個人偷偷一天只吃兩個饅頭 冬天其實我更怕冷 因為我是南方人 但是為了節省洗熱水澡的幾塊錢 我整個冬天堅持洗冷水澡 我冷的直打哆嗦 我微笑著對同學說 我們年輕人需要鍛煉身體 那天我沒鞋子穿 我不好意思去上課 直到學校發了點救濟 我才買了雙便宜的拖鞋走進了課堂 我家一直很窮苦 我在窮苦中長大 我從小就體味到家庭的艱辛 幼小的我便心疼父母的辛苦 只想通過小手減輕父母一點點負擔 我說：爸媽你們辛苦了，我做好了飯，你們快吃吧！ 我一直努力讀書 村里的鄰居以及中學老師 都知道我是個吃苦好學、斯文老實的學生 我中學拿過全國奧林匹克物理大賽二等獎 我上了高中受過歧視而悶悶不樂 可是在接近高考的那幾個月 我頂住各方面的壓力奮發苦讀 就這樣我一個窮困的學生考出了優異的成績 我高考的成績超過我們廣西省當年重點線50多分 完全可以上名牌大學武漢大學 、哈工大之類 可是我考慮到那離家遠費用更大 所以選擇地域較近并且消費水平比較低的云南大學 我充盈著希冀 一個農家的孩子 蘊涵著淳樸老實本分 來到了云南大學 當我看到毛主席書寫的四個大字 “云南大學” 我的心激起一陣陽光的漣漪 我立志一定好好繼續努力 學好專業找個好工作 可以好好報答父母， 改變窮苦的命運 也好好用自己的知識 來為社會為國家努力工作 認真做個受人尊重的人 做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進入大學以后我怎么發現 大部分人不愛讀書 每天晚上談女孩子 哪個女孩子性感漂亮 和哪個女孩子上床睡覺更爽 有錢的同學則大膽的找起女朋友來 大搖大擺的在學校旁邊租房子同居 大家都愛玩電腦游戲 大家都嘲笑我是個土包子 這個不會那個也不會 于是我為了和同學打好關系 我也學會了玩電腦游戲 并且由于我的天生智商還可以 玩游戲比他們更厲害 我以后更樂衷于玩電腦了 我還自己用打工的錢以及借了部分錢 買了臺舊電腦 我很大方 我的電腦同學們隨時都可以玩 我很希望和同學們和睦相處 時間很快 大學過了幾年 我暑假寒假基本都不回家 都在昆明做苦工賺錢 我還慰藉父母 爸爸媽媽我在云大過的很好 老師還經常約請我到他們家去做客呢 其實我每次說這樣的話心里都是虛的 我有時候沒錢就打一份飯吃上兩天 經常一天吃兩個饅頭就過去了 我從不怕苦也不怨恨誰 我更沒因為沒錢而想到去偷去搶 我很堅強 我為自己驕傲 我對的起父母 我對的起自己 我對的起同學 我對的起社會 可是總有那么些同學總有意無意的歧視我 有時候說些話很傷我的心 他們覺得我的穿著打扮很怪 他們覺得我的舉止很怪 我開始悄悄的打工 我不想被人家看成異類 好在我自以為有幾個好老鄉、好同學 這樣我才能不去理會那些同學的歧視與人格蔑視 大學很多男生都在大膽的追求自己喜歡的女孩子 很多男生都談戀愛了 我在這種氛圍下加上幾個同學的慫恿 也大膽的寫了一封情書 交給了我暗戀許久的一個女孩子 由于我的模樣不好看 加上又沒錢 人顯的很土氣內向 那女生毫不留情的當著許多人的面 把我那封用真心誠摯錈刻成的信 撕個粉碎 我只是內心痛苦了下 我也并沒有怨恨誰 我只覺得自己確實條件不行配不上她 我對父母也是這么說的 我有自知之明，我不談戀愛 況且大學生應該以學業為重 時間過了很快 快到大學畢業了 只剩一個學期就畢業了 最后一個寒假 我依舊沒有回家 依舊在昆明做苦力 離開學還有幾天 有些同學提前來學校了 大家可能都是為了找工作所以提前回學校 我很開心 因為整個寒假我一個人多么孤寂 我不怕吃苦 但是人是很怕寂寞的 當我看到同學們時我很熱情 他們為了打發時間約我打牌 我很樂意的接受了 其實我們原來也經常玩牌的 其實無須掩飾 我智商真的比較高 所以打牌經常贏 幾個同學都懷疑我作弊 我堅持說沒有 誰知道那三個我自以為平時沒有歧視過我的同學 以為一直平等對我的同學 竟然惡語傷我，蹂躪我的人格， 還揭露了我以前的許多傷疤， 包括那女生撕毀我情書的事情 什么苦楚什么貧苦什么艱辛的生活 我可以忍受 其他人歧視蔑視我 我也可以忍受 可是我這幾個平時稍微好點的同學竟然 這樣殘酷無情的踐踏、蹂躪我的人格尊嚴 原來每個人長期以來一直這樣 兇悍的歧視我 殘忍的嘲笑我 我的心很痛 我的淚悄悄的落下了 我是一個堅強的人 我不曾被艱辛貧苦生活打敗 可是當我的人格尊嚴被人糟蹋的不成樣子的時候 當我的過去的傷痛被人再次拿出來嘲諷的時候 我的心滴血了 踐踏我竟然還是平時關系稍微好點的同學以及老鄉！ 我在這種氛圍下再也難以立足了 是他們殘忍的對我 是他們不給我活路 他們沒有給我留后路 他們淋漓盡致地侮辱完我后 居然還那樣囂張與快樂 因為他們生活條件還是比較好的 他們還有資本去玩女孩子 我傷痛的心找不到歸處！ 總浮現出他們淋漓盡致侮辱我的樣子 我沒有退路了 我決定玉石俱毀 我決定給那些歧視窮苦人、蔑視窮苦人的人 一個教訓 我決定給那些無情踐踏、殘忍蹂躪窮苦人人格尊嚴的人 一個教訓 我本來習慣被人歧視、被人蔑視的 可是這次他們表現的實在是太淋漓盡致了 他們嘲諷時刻的無情 他們侮辱時刻的面孔可惡 讓我下定了決心 終于我買了一把石錘 結束了他們幾個人的生命 于是我逃跑 我想沒抓到我以后到一個 沒有歧視侮辱的地方重新做人 萬一抓到就一死百了 我是不怕死的我只想死刑 我不愿意被判無期徒刑 因為那樣會給我父母帶來壓力！ 許多人現在都說我是殺人惡魔 都說我殺紅了眼 其實說心理話 我只想殺那些無情蹂躪糟蹋別人人格的人 我并不想傷及無辜 當我另一個同學來找我的時候 我并沒有殺他 因為在我最窮困的時候并沒有歧視我 反而打飯給我吃 我深刻懂得人間真情的可貴 我曾對自己說：滴水之恩，涌泉相報 我一定會報答這位同學 可是我現在留下了一個永遠的遺憾 我沒有機會報答這位同學了！ 但我最后想送一句話給我那位同學： 好人自有好報！ 我聽到到飄曳進來的歌聲了 好象是〈夢馱鈴〉 多么熟悉的旋律呀 我想起了經常幫助我家的十四叔、十四嬸來了 我們那個家雖然很窮 但是大家都很互相關懷 大家都感到很快樂 沒有歧視與蔑視 從來不知道什么是人格踐踏 我很想和陶淵明那樣 就永遠生活在我那個村子里 天天看著清澈的流水 望著裊裊的炊煙 寫著清新的詩歌 呵 那多美好呀 可是現在----- 只好等來生了 爸爸媽媽，對不起了 兒子不孝 兒子來生一定讓你過上好日子 警察又來提審我了 我總聽到外面摩托車的聲音 為什么總是那么飛揚跋扈 我懷念十哥開的摩托修理店 在我印象中那是很賺錢的 十哥騎摩托車很英姿颯爽 那摩托車的聲音是 那樣的婉轉清脆！ 我仿佛又坐在十哥的摩托車上了 慢悠悠的行走在 我可愛、純樸、親切的家鄉 如何預防出現第二個“馬加爵” 公安部公開通緝的重大殺人案犯罪嫌疑人馬加爵終于在海南三亞落網，為之緊張了一段時間的人們也終于松了一口氣。回過頭來看看案件發生的起因，事情似乎還遠沒有結束。據媒體披露，馬加爵殺人的直接動機僅僅是打牌時被懷疑作弊而咽不下這口氣。 經過媒體報道后，我們都知道馬加爵殺人是由于心理問題所致。可誰又知道這里面的心理問題到底有多深、多嚴重呢？在此之前，我們也看到很多大學生有心理問題，可他們在走極端的時候往往是選擇自殺，也就是選擇把煩惱、不平衡的責任留給自己一人承擔，而馬加爵的行為卻改變了這一切。他選擇殺人，其實就是選擇把煩惱、不平衡的責任轉嫁或推卸給別人。這種帶有強烈侵害性的心理無疑是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的一個新動向，其危害比自殺大得多。因此，如何預防出現第二個“馬加爵”，應是學校、家長乃至全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 如今的學生們還比較重視身體保健，感冒、發燒，哪里不舒服都知道及時看病吃藥，可對心理健康問題的處理并不如人意。當前，高校大學生心理健康方面的書籍并不少見，可很少有人把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放到同樣重要的位置。甚至，大學生們在心理疾病常識和心理健康的科普知識方面還很貧乏。比如，一個人如果煩躁，不快樂，總與周圍的人鬧別扭，他自己認為這是情緒問題，周圍的朋友可能會認為他家教不好，道德不好，太自私。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周圍的朋友，都沒有人意識到他的心理感冒了，沒人想到該提醒他或請老師提醒他去做心理咨詢。就馬加爵而言，更是如此。 心理學告訴我們，人類行為的迥異往往是由個人不同的心理狀況決定的，因此，現代社會已把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看做健康人的兩大并行標準。作為大學生步入社會的重要轉折和過渡時期，大學不僅是在為他們進行必需的知識積累，也要培養他們健康的心理狀態。對許多學生來講，大學意味著他們開始像成人一樣相對獨立的生活，開始鍛煉人的社會交際能力，開始獨自面對生活中的風風雨雨。“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中學生突然越入一個完全一新的環境，而心理準備、指導或承受力卻步履蹣跚，面對生活中發生的坎坷，很可能引發情緒化、非理智的行為。這正如首都經貿大學心理學專家楊眉所說：“我們都知道身體發燒到39度是極限，不看病要出事，可心理發燒到39度以上，還能忍嗎？一樣要出事的。” 如果說，身體健康要從娃娃開始抓起，那么心理健康教育除了要從娃娃開始抓起之外，更要從平時抓起，從細節抓起。只有提前著手，才能真正地做到防患于未然。 但愿馬加爵案能成為全社會重新審視和思考當代青少年，尤其是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起點！ |
